明代，景德镇瓷业大发展，吸收了大量的外地商人和匠人。商人和小业主的原始资本逐日增多，出现了业主出资自备工具和原料，雇佣劳动者生产的手工工场，瓷业从农业中分离，商贸发展，形成街市。明隆庆年取消海禁，赋税折银日益增加，占赋税总额的绝大部分。因为生产者更多地出售产品换取货币，大批产品投入市场，使商品在当地难以销售，不得不向外寻求市场。明代官方统计的景德镇户数、人口大量减少，1522年(嘉靖元年)户数不及2万户，仅为元初5万户的三分之一强，人口也只十万余人，约为元初19万的二分之一强。
但实际人口数量不是如此，一方面许多人沦为官私佃户，人不在册，而身在景德镇;一方面景德镇作为全国最大的陶瓷制造和销售中心，大量农民、工匠、商人从四面八方涌入。
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的设立，加速了都市发展，扩大瓷业生产规模，总计御厂劳动力，正如隆庆年间巡按刘思问所言:“大小工匠约有五百，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计”。嘉靖二十一年(1542)从事陶瓷的人口达到10万。万历年间“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余”。
清代结束了明代的编役制和官办官烧制，康熙19年恢复御器厂后，300余名工匠与其他“办事人役”一样，都“支领工值食用”，“向上工夫派饶州属邑者悉罢之”，工匠具有独立性，获得较多的自由。瓷窑实行官搭民烧，提高民窑烧造精细瓷器的技术，形成了“官民竞市”、“官民共荣”的盛况。乾隆时，浮梁县人口达25万人。清代景德镇地域范围不大，却是商贾云集，五方杂处的工商城市，有“十八省码头”之称。
2、 产业分工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，家庭式制陶一般都以农村副业的形式出现;作坊式制瓷，反映了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具体;产业化生产陶瓷，出现了大型作坊和窑场。
集约化的陶瓷产业出现在人口稠密、交通便利、经济发达的市郊或市区，品种较多、形制规范、工艺复杂、分工细致。景德镇陶瓷产业分工有8业36行，大致分为:
第一为烧窑业，共分窑厂、满窑、挛窑，窑厂势力最大，掌握着陶瓷生产的主要环节，没有它陶瓷生产就无法进行。
第二为作坯业，有四大器四小器，二白釉、灰可器、脱胎器、黄泥巴、描金、满尺盘、琢器，四大器最有势力，产量大人数多。
第三为画桌业，即釉下彩绘，共有画大中器、画灰边、画脱胎、画描饭闭。
第四为匣砖业，有砖山行、大器匣、小器匣。
第五为搬运业，有茭草、汇色、打络子、削杀利篾、打货蓝、挑瓷把桩、下驳、挑窑柴、搬运。
第六为瓷器下脚修补业，有彩红和洲店。
第七为工具制造业，有模型、坯刀。
第八为服务业，有轿行和马行。
上述行业还可细分，作坯业有拉坯、印坯、利坯、刹合坯、装坯、打杂等;烧窑业有把桩、驮坯、加表、收兜脚、楠匣打杂、小伙平等;匣钵业有做匣、利坯、打杂、帮工、车土、槌土等。原料业主要是瓷土行和釉果行，遍布浮梁、鄱阳、乐平、余平、贵溪、祁门等县。燃料业主要是松柴行和槎柴行。辅料业指匣钵。瓷用工具业有模型业、坯刀业、筛箩业、毛笔业。红店、彩绘门类有粉彩、墨彩、新彩、刷花等。工匠人夫按工种分类组合，出现了行帮的雏形。
3 、技艺分工。景德镇陶瓷造型分圆器、琢器、镶器、瓷雕四大类。圆器专指在辘轳车上制作的盘、碗等圆形品种，以杖拨车，轮转成型，效率较高，厚薄均匀，生产者主要是都昌帮;
琢器即琢磨之意，拉坯和模印镶嵌，包括缸、瓶、坛、罐、壶、盅等品种，生产者主要是抚州帮;
镶器专指方型坯块镶接成的缸瓶等，不用辘轳车拉坯，生产者主要是都昌、浮梁、抚州帮;
瓷雕依其操作方法，可分圆雕、捏雕、浮雕、镂雕等，生产者主要是都昌、南昌、新建、抚州帮。
官窑分工计二十三作，官匠是划入匠籍的留存工匠，他们是编役，叫“上班匠”，一有烧造，由人籍匠户例派，四年一班，拘集各厂上工，自备工食。官匠以外，召募来的叫“雇役”，如“敲青”、“弹花”、“裱褙”等。工匠以外，尚有“夫”、“雇夫”、“砂土夫”、“上工夫”。民窑分工，《天工开物》说:“一杯之力，过手七十二，方克成器”， “陶工、匣工、土工之有其局;利坯、车坯、釉坯之有其法;印花、画花、雕花之有其技，秧然规制，各不相紊”。“或描花、或堆花、或暗花、或锥花或玲珑……无不具备”，分工精细，画者只画不染，染者不画，为的是“一其手而不分其心”，“以成其画一之功”。
民营陶瓷作坊、工场有数千户。一件瓷器从淘炼泥土到制作陶坯，再进窑烧成，都有不同环节和工种的专门分工。从规模和分工看，景德镇制瓷已达到手工工场阶段，窑户就是手工业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，他们雇佣“挟其技能以食其力”的工匠，提高了生产力，促使瓷业与农业分离。“技术将工人专门化了，使他们不便务农。浮梁之民，富者为商，巧者为工。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，土著居民十之二三”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外地到景德镇谋生的人口激增。为保护集团利益，各种群体应运而生，同乡会、 行业帮会主要在民窑中逐渐发展壮大。
二、景德镇主要的陶瓷帮会
明清时期，景德镇市民分为四个层次:①督陶官员、衙署官员，主要来自于朝廷、本地和外地的绅商。②窑户、瓷商和辅助业业主，主要来自于本地和外地的绅士阶层、工匠阶层。③陶瓷业和辅助业工匠，主要来自于本地和外地的市民和农民。④苦力，主要来自于逃荒的农民。景德镇最主要的社会群体是商帮和行会，它发轫于南宋，活跃于明中叶，鼎盛于清乾隆年间。明清时期的景德镇工商业发达，商人作为中坚力量，商帮行会善于经营管理，使景德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制瓷中心。工商贸易的发展，分工进一步细化，形成相对独立的行业，在陶瓷手工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商帮和行会经营一般有三种形式:一是垄断性行业，二是同一行业的同乡或同族小团体，三是同乡或同业的临时性结合体。景德镇的制瓷业由于分工细致，专业化程度高，加上宗族、乡土关系，于是商帮行会发展起来，都帮、徽帮、杂帮被称为三大帮。
1、 都昌帮会。都昌距景德镇仅100里，地处鄱阳湖畔，人多地少，水患连年，迫使人们多到景德镇谋生。都昌人最初主要从事搬运白土等重体力活，后逐渐站住脚。“繁忙季节，每座窑一般雇工100―200人，景德镇人口上升大约为40万，近一半来自都昌”。景德镇的都昌会馆始建于明代，但多数建于清代。都昌人组织金兰社、兴建会馆、书院、制定约章，形成公共的利益群体。以后发展到三窑九会、四窑九会，聚集大中小窑户千家。根据江西历史协会1962年调查，都昌冯、余、江、曹姓来景德镇时间最早，人口最多，南宋后发展到24姓、40姓甚至70余姓。冯、余、江、曹联合张、王、刘、李各姓总理一切，故有冯、余、江、曹大似天，张、王、刘、李站两边。都昌有24姓会首，以六姓为一届，设年值和副年值各一人，每年轮流掌管会馆生产、会务及其他事宜。处理同外县或外省发生的纠纷，以及财产结算都需开会议决。
晚清--民国景德镇总商会旧址（今中华南路27号）
在资本主义文明影响下，都昌商帮行会在保持宗族文化本质时，也发生细微的变化，经营方式实行前店后坊、合伙制度、学徒制度。联合宗族势力，形成人力、财力上的优势，促使族人乡党势力不断发展，利用宗族势力进行垄断，从而达到排斥异已的目的。他们的竞争策略是，族人乡党从事同一行业，凭恃雄厚的资本，采取一致行动，挤垮本薄利高的异帮商人。都昌人基本上垄断了圆器业、烧窑业、满窑业、挛窑业、窑砖业、瓷篾业。帮会成员在生产中的通力合作，生活中的互助扶持。
苏湖会馆（亦称苏湖书院，江苏苏州府下辖9县和浙江湖州府下辖7县旅景人员旅居、聚会和议事场所，建于明代。今中山南路何家窳，景德镇市第六小学驻地）
2 徽州商帮。如果说都帮的势力主要在生产领域，那么徽帮的势力主要在流通销售领域。徽商将木材、陶瓷原料、颜料贩运到景德镇，设庄收购瓷器贩运到全国各地。徽帮主要来自徽州府歙县、祁门、黟县、婺源，以黟县人数最多。明末，祁门人潘辄为徽州瓷商会首，歙县人潘次君“贾昌江，统一瓷价，赈济陶家”。徽帮利用乡党和宗法势力垄断商业，以宗族为纽带结伙经营窑柴、白土、颜料、瓷器、钱庄，有座贾、行商、牙行。明清时期，大宗交易都要通过牙行，严禁私自交易。景德镇陶瓷行业中领取官贴的牙行有白土行、柴行、瓷行、瓷庄等。有许多徽州牙商是交易双方的居间人，亦商亦牙，既是评定物价、主持交易的中介人，又是交易中的买方卖方。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，他们逐渐积累资金，借助政治势力经营牙行，形成了商而兼牙的现象，从中取利。他们把握市场信息，采取灵活的经营策略，大部分徽商字号都和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九江、汉口对口商号有业务往来，建立固定的关系。徽商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开展借贷业务，办理全国汇兑，开出的长期票据可以在市场上流通。各瓷业作坊窑户可向钱庄贷款，多余资金存入钱庄按时取息。 徽商在景德镇形成有三个重要原因:首先，瓷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，市场活跃对各地商贾和劳动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。其次，陶瓷生产的原料、燃料，如瓷土、杉木、松木等大多来自徽州的祁门与婺源。最后，徽商经江西往湖广的主要水道――昌江发源于祁门，贯穿景德镇注入鄱阳湖，成了他们经商的水上走廊。
湖北会馆（亦称湖北书院，建于清道光十九年。
今中山北路彭家下弄13号）3 其他帮会。都帮和徽帮以外称杂帮。晋、陕、闽、鄂、浙、苏、粤等地工匠商人来到景德镇，或做工、或行商，明末清初，成立了“瓷商八帮公所”，所址设在苏湖会馆，指宁波、绍兴、关东、鄂城、广东、桐城、苏州和湖州八帮。杂帮后又有所扩大。他们既有合作又有矛盾，沟通了景德镇与外地的联系，也操纵瓷器运销。瓷器经销业有瓷行和瓷庄。瓷行代瓷商买办瓷器，承担从提货到代托运等一系列业务。瓷庄雇人购瓷，一般都属于亦商亦牙的商人，主要是湖北、广东、天津、南昌、新建、抚州、乐平等26帮。瓷器运输业，首先是鄱阳帮、余江帮，其次是余干帮、浮梁帮，再次是广昌帮、抚州帮、湖口帮。
《景德镇陶录》记载:“满窑一行另有店”，“主顾有定不得乱招，先是乐平人，后是鄱阳人，再是都昌人。到嘉庆时，全镇分为都、鄱两帮，各有首领，满柴槎窑，皆分地界。陶户坯作人众，必用首领辖之，谓之坯房头”。杂帮主要经营琢器业、红店、服务业，主要包括抚州帮、南昌帮、丰城帮、奉新帮、饶州帮、吉安帮等26帮。以抚州、丰城、新建琢器帮为最大，其中以抚州帮为主。茭草业主要是吉安、南昌、新建帮。篾业主要是都昌、乐平、万年帮。坯刀店主要是高安帮。看色主要是新建、南昌帮。杂帮注重质量，努力开发新品种，重信守约，诚信经营，善待技术工人。
湖口会馆（建于明末清初。今中华北路湖口弄，景德镇市建国瓷厂驻地）
三、景德镇陶瓷帮会的特征
商帮行会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它们是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利益集团。景德镇陶瓷商帮行会，以生产制度、伦理制度为核心，制订完善的合作规章，规范了景德镇陶瓷手工业的发展。
1 、帮会的特征鲜明。景德镇的社会群体，按地域分“帮”，按职业分“行”。如坯刀帮开设坯刀店，全镇约有坯刀店30家，铁匠都是江西高安人，以祥福乡的宋、熊、张、孙姓为多，手艺只传儿子，少数传同籍亲友之子。坯刀店的行会叫“坯刀职业工会”，设在瑞州会馆，店主和伙计都可人会，夏历八月十八为做会日。再譬如杂帮人开设模利店，主要有东乡高怀生和金溪谢南贤，集中在青峰岭，行会在阳府寺，会首由出师最早者担任。行规严格，不准收都昌的冯、余、江、曹和临川的陈、梁六姓为徒，因他们姓大势众，约束不了。还有吉安和南昌帮开设的箩行、轿行、马行，他们地位低下，但开设行业的头目要有一定权势，工人需要“买扁担”以后才能搬运。两帮内部，又各自划分地段，合理安排劳力。
民国时期昌江边挑窑柴的工人
2 、帮会的机构健全。帮会多为同宗、同乡、同业组织，宗旨一般是为了防范异乡人的欺凌，为同乡和同业的利益服务。依靠同乡亲友，亲帮亲、会帮会，甚至相互通婚或结拜兄弟，进入到各行业谋生，按地域与行业逐渐形成。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先后以地域、乡族关系结社， 或组织同乡会、同业会等形式，建立会馆、书院、公所等，作为活动的场所，联络乡谊的中心。会馆有以县为单位，如都昌会馆，有以省为单位如湖南、湖北、山西、福建会馆，有比邻地区合建，如由苏州、湖州合建的苏湖会馆。
明代，景德镇瓷业已有比较完备行业生产体系，如原料业的“白土行”，燃料业的“窑柴行”，烧窑业的“挛窑店”和“满窑店”，彩瓷业的“红店”和“洲店”，包装业的“茭草行”以及运输业的“船帮”等。在行业的基础上建立帮会，帮会中的会馆虽属民间组织，但都要报请官府立案，以便得到保护。会馆设一名总会首，一般由在当地有势力商人担任，掌管会产，主祭祀，处理同会同乡同行业的纠纷。有的会馆在会首之下，又按行业、按姓氏设有首士，每姓为一届，每年轮流掌管理公产、会务及其他事务。有的既有会首制，又成立同乡会，并选举理事长、理事和监事，按行业设董事、董事会。并设一名管帐先生，一名收租员，一名看门的斋公，兼烧水、打杂。会馆经费来源，基金捐款:主要由同乡自愿凑集，包括房屋田产及大宗捐款。临时捐款:会馆建成后交纳一定款额才可以进会入册。常年捐款:主要靠房屋田产租息收入。
民国时期茭草行包装瓷器的工人
3 、帮会的宗族色彩。景德镇社会群体主要由商帮和行会组成，二者关系密切，家族性的族匠，以具备地域特征的帮会为主。帮会由客居外地的同籍乡人所建，为同乡人服务，有很强的排他性和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。通过“迓神麻，联嘉会，笃乡情”，纠集同乡商帮，相顾而相恤。按照宗、族、支、派、门、房、家的分支，帮会将分散族人聚合成一个整体，以血缘体系之名，行陶瓷工商贸易占有之实，是血缘和地缘结合的表现，社会基础是宗族或乡族势力。帮会制定帮规，各行帮都有其共同信仰的神祗，定期或不定期进行“做会”活动，如窑帮的迎奉本行师祖“风火仙师”童宾的“陶人盛典”。
景德镇的商人和工人都有专属，同一行业也各有经营范围，商帮行会往往有地域和行业两重关系。帮会宗族文化类似于宗谱、族规、宗祠，以宗族为本位，融政权、族权、神权为一体，实施管理和控制，其用力简，核实精，而收效速。商帮行会除受抑商政策和专榷制度的重压外，还常遭到官吏、恶霸、豪绅的欺凌。为了减低风险，求得自身发展，他们主动投靠官府、依附权贵。其途径有三:一是通过金钱收买或联姻依附权贵。二是以乡缘、族缘为中介，傍靠“乡党”或“族党”中的官吏，寻求庇荫保护。三是买官捐爵或培养子弟致仕，既可光宗耀祖，也可以享受特权。
4 帮会成员的复杂性。帮会成员来自三个方面:一是离开土地流入景德镇的农民，但他们只能做辅助工作。二是世代相传的制瓷工匠，是佣工的主体，他们往往被三、四年一轮的“轮班”强制，不得不在官府手工作坊中劳动，直到万历十二年将官匠改为雇佣制后，他们的积极性和技术才发挥出来。三是原属官窑征派的“上工夫”、“砂土夫”等辅助工役，因长期从事瓷业生产，由辅助工成为熟练工。景德镇帮会成员多数因家境贫寒弃农经商、弃儒经商，客商携货远行，靠同乡或同业关系，结成团体。“四方远匠，狭其技能以食力者，莫不趋之若骛”，“饶州七县，以及南昌、都昌等地的人，杂聚窑业，佣工为生”。
景德镇商帮行会资本分两种:一种是家庭固有资本或婚姻资本，另一种是亲戚族人的借贷资金。陶瓷帮会内部，各家对私有财产行使所有权，族人之间经济实力的强弱不同，造成社会地位的高低，尊卑长幼、嫡庶亲疏构成帮会血缘等级，不同身分具有不同的地位。根据政治、经济、血缘三重标准，帮会内部形成了严格的等级身分制，富户、乡绅、尊长享有特殊地位和权利，是国家政治权力在社会群体中的延伸。
四、景德镇陶瓷帮会的功能
景德镇陶瓷生产制度成为组织人们生产、生活的保障形式，如法律制度、分配制度、行帮制度等，其功能具有整合生产、销售、消费的调控力，如工艺制度、行帮制度等。景德镇商帮行会规章，包括对经营范围、维护同乡共业利益、限制同乡共业竞争、保持传统生产习惯、原料产品价格和规格、帮工待遇、劳动条件等。提倡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主张经营者自律，诸如重信义、除虚伪、节情欲、敦品行、贵忠诚、鄙利己、奉博爱、薄嫉恨、喜辛苦、戒奢华等内容往往被列人行业条规中。
1、 融合功能。景德镇商帮行会与政权融合，帮会可分为政权利用型和政权抑制型两种形态，国家政权认同、利用宗族比较容易实现意识形态、权威主体、经济组织的融合，成为维护统治，稳定社会的基石。反之，国家政权不认同，限制帮会组织和势力，帮会组织活动的隐蔽性就强，也更容易显现负面效应。陶瓷帮会充当工商业者、企业、政府之间的桥梁，如催收赋税和征发徭役，取得国家正式权力认同。在同业成员或同业利益受到侵扰损害时，协调与官府的关系，或付之诉讼。景德镇瓷业信仰融合一致，主要有以高岭瓷土神为代表的自然崇拜，以赵慨为代表的师祖崇拜，以童宾为代表的英雄崇拜，各帮会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极具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，主要是唱戏、酬神、会餐，场面宏大，热闹非凡。
2 、法律功能。专制政治制度，使地方行政、司法、军事三权集于州县一身。但大量社会群体案件难与国法联系，这就为景德镇商帮行会提供了用武之地。规章与国法相对应，其制定往往参照国法，各有侧重，既有协调的一面，又有矛盾的一面，如国法严禁械斗，而规章提倡共御外侮，故国法既承认又限制规章。族人多能接受服从规章，很少逾越规章而求诸于国法者。因为，一是迫于族长的权威，国家对规章的认可，二是中国人崇尚“无讼”、“无刑”，三是许多规章含有“息讼安众”、“不令见辱于公庭”意思，规章的惩罚往往轻于国法，有利于稳定景德镇秩序，繁荣陶瓷经济。如帮会为了争夺地盘，械斗时有发生，为此，总帮会就出面调停，妥善裁定。各商帮行会都严禁偷盗，对偷盗者，汇色行以“下码头”惩罚逐出本行，茭草行以“解围裙”惩罚逐出景德镇。
3、控制能力。政权控制社会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规章功能的发挥，故商帮行会有顺从型和背逆型。政权控制社会能力体现在基层，主要表现为政法机关的形象和行为能力对商帮行会的影响。基层政法机关办事公、行为正、能力强，及时调解纠纷，公正解决利益冲突，商帮行会则表现为顺从形态，其功能和影响力就会得到抑制。反之，商帮行会表现背逆行为，其功能和影响力就会得以彰显。陶瓷规章是人们生产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，主要是以商帮行会宗旨、组织办法、行业规范、行业道德规定群体的宗族信仰、经营范围，维护同行利益、限制同业竞争、保护传统习惯、明确权利义务，惩办违规措施等。如景德镇清代成立保槎公所，是全镇槎柴交易中心，负责开辟槎源，验收数量和质量，解决买卖纷争，预防火灾，保持清洁。景德镇柴窑的保柴公所由窑户、柴行、柴客组成，规范窑柴质量及规格，统一运费及挑工的工钱，统 一夹篮和筹码的管理，实行“三严禁”、“一赎回”，理顺柴行、窑户、柴客之间的关系。陶瓷帮会有效地控制社会，避免了经济危机，促进景德镇陶瓷工商业的发展。
4 、约束机制。景德镇商帮行会可分为有序型宗族和无序型宗族两种。有序型宗族有固定的组织和权威，有完整的宗族资料和严格的规章，有固定的活动场所。首先，自我约束能力强，在维护秩序、道德教育诸方面有正效应。其次，利益和观念都具有排他性，是现代文明的障碍。无序型没有固定的组织和权威，没有完整的宗族资料和严格的规章，活动随意，自我约束能力差。景德镇商帮行会规定原料、釉料、燃料和陶瓷品种、规格的价格;帮工待遇、劳动条件、学徒制度;同业关系、本业习惯、公共福利、度量衡、违章事件、争议、货币。有些规章有文字记载，有的则属于口头商定，几乎渗透到瓷业生产各行各业。如各个帮会都严禁挖走其他帮会的技术人员，制坯业的“写车簿”和“知四肉”、制匣业的“吃新江”、烧窑业的“马吃砖”、“开禁迎神”、茭草业的“系白围裙”等，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。茭草行收徒制度严格，四年一届，并固定全行业149.5个“脚” (即名额)，没有“脚”不能收徒。
5、 调解功能。景德镇商帮行会尽管并未脱离政府的控管，但具有民主性，发挥行业管理职能，排解行业纠纷，调解内部矛盾。规章主要是调解、裁决工商业内部纷争。同乡租赁店铺、合股拆伙、买卖房屋、典押房产等请会首到场作证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。另外同乡的家庭姻亲、财产继承、邻里不和、口角斗殴求助会馆首士做“和事佬”，即所谓“接茶”评理，是非得以分清，纠纷得以平息。如坯刀帮开设的坯刀店可以更换主顾，生意忙可转卖宾主，买宾主的要付一笔钱。但圆器、琢器业主单方面更换坯刀店，就要遭到帮会的干预，要求他们赔偿坯刀店的损失。这种世袭的宾主制，叫“发枝生根”。匣钵厂、瓷器行、汇色、把庄、茭草、打络子都有这种规章。明代，御窑厂建立，坯房、窑房也纷纷迁到城区，这些行业跟不上来，督陶官就启奏皇上，实行世袭的“优惠政策”。汇色头首若是因故不在某瓷行干活，可以将“根”卖给别人。
6 、慈善功能。景德镇商帮行会参加官府活动和公益活动，举办公益慈善事业，联络乡亲，团结和帮助来往景德镇的同乡，解决临时性的困难。如对同乡的失业者、流浪者或给以落脚之地，或资助返乡路费，或帮助介绍职业。举办私塾和学校，为旅居当地的子弟提供教育，有的还设义渡、育婴堂、养病所，修桥铺路、施舍棺材等。景德镇商帮行会不仅做会、祀神、祭祖，而且举办讲习所、实业课堂发展新式工商业。帮会合资商人共同经营，按照资金的多少双方或多方承担经济和道义的责任。合资的商号非常重视伦理责任，如有合资的一方生病、去世，另一方则自愿承担无限责任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。南昌帮箩行与散子店对乡下来人，一时无钱“买扁担”，就“租扁担”，童工挑不起一担，就挑半担。每年清明，帮内举行一次祭孤活动，在泗王庙和八卦图的河边点香烧纸，以祭祀无子嗣的亡灵。商帮行会为维护工人利益发挥了作用，保护了他们生产积极性;打破了宗族世传技艺的狭小范围，扩大了技术的传播面;维护行业利益，确保行业地位，对发展陶瓷生产起到积极作用。
五、帮会对景德镇陶瓷的影响
景德镇官窑的规制体现了王权，反映王室制度文化，民窑规制体现了社会经济，反映乡帮宗族制度文化。人口流动与行帮兴起、市镇化发展血肉相联，是景德镇陶瓷发展的社会因素，追求经济利益是主要的驱动力。商帮行会提高了陶瓷生产技术，促进了景德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瓷中心，但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。
1、促成了世界制瓷中心。明代御器厂烧造宫廷用瓷，御器厂平时由饶州府管理，大量烧造时，朝廷派宦官至镇“督陶”。嘉靖以后，实行官搭民烧的制度，“钦限”御器在民窑烧造。清代基本维持了明代“厂署规制”，鉴于明代教训，慎重派遣督陶官，臧窑、郎窑、年窑，特别是唐窑代表清代制瓷水平。根据御用瓷器的样式和数量，到民窑定货加工，窑主与陶工互为一体，景德镇商帮行会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使民窑与御窑形成“官民竞市”的局面。明清时期，景德镇成为世界制瓷中心，工艺取得重大突破:①增加高岭土的用量，使理化性能达到硬质瓷的标准。②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结合。③利用瓷质材料仿制漆品、木纹、竹器、铜器。④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。⑤烧制珐琅彩、粉彩。⑥改革窑具和窑炉，控制烧成气氛。景德镇陶瓷质量无论外观。还是物理机械性能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，超过了任何时代、任何地方。
2、促进了社会发展。商人贩卖手工业原料及粮食、生活用品，加速了瓷业从依附于农业中，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，景德镇“天下窑器所聚，其民殷富甲于一省”。鉴于各地帮会的蓬勃发展，“官匠因循”，有人主张将官匠改为雇佣，采取“蝶民雇募，尽行停征”的制度。明代末叶，“除厂内自烧官窑若干座外，余者已散搭民窑烧”，但终明之世，编役制度和官办官烧制，始终未明令废除，直到清初以后，才真正取消。民窑实行雇佣劳动制，技术提高更快，产量更高。景德镇民窑的制瓷业不仅在工艺技术，而且在生产规模、产品数量及其艺术成就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官窑。在经济自救方面，封建王朝很少采取社会性福利措施，充其量也不过是对于重大自然灾害短时间减轻或者免除赋税，商帮行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自力救济的任务。
3 、繁荣了陶瓷经济。各地商帮行会聚集景德镇，开创了“工匠八方来，器成天下走”的局面。明代陶瓷业兴盛时，估计有窑900座。清代窑制阔大，一般为明窑的3至4倍，民窑数约有300座。明代民窑年产约18万担，如大小搭配，每担以200件计，则民窑产量达3600万件，数量很是可观。1546年(嘉靖二十五年)，造御器102900件，供银12万两专备烧造，则1件合银1两2钱。以此计算，3600万件，年产值就达4320万两。商帮行会充分利用血缘、地缘、业缘关系了解市场，看准了市场，动辄投入巨资，获利十分可观。商帮行会通过贷给工本、供给原料和生产工具等方式，控制生产者，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;推广生产技术，提高了生产力，丰富了陶瓷器型和使用功能。
4 、推动了陶瓷贸易。陶瓷生产规模普遍扩大，大型器物增多，在国内外市场举足轻重。嘉万时期景德镇瓷器，自燕云而北、南交趾、东际海、西被蜀，无所不至，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。民惟饶州稍富，彼亦以其地出陶，民得厚利。《天工开物》说:合并数郡，不敌江西饶郡产。“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，凡舟车所到，无非饶器也。天下码头，物所出所聚处，苏、杭之币，淮阴之粮，维扬之盐，……浮梁之瓷，……温州之漆器”。正统元年(1436年)，浮梁陆子顺一次就向宫廷进贡瓷器五万余件，可见民窑产量巨大。商帮行会参与陶瓷原料的供应，陶瓷产品的销售，拓宽了陶瓷销售的海内外渠道。
5 、帮会负面影响。但商帮行会也扼杀新生产技术，许多宗族势力将“工不作淫巧”作为族规，要求族众严格遵守。这里的“淫巧”实则指的是技术革新，在宗族势力看来，这势必构成对传统生产技术的威胁，甚至会它失去存在的意义，故竭力禁止。如明王士晋《宗规》中规定:“工者不可作淫巧，售伪敝器什”，饶州地区:“金木土陶之工，仅能营宫室，制耒耜，无淫巧奇技侈观听”。但商帮行会具有排他性，局限性，对内墨守陈规，形成“所执之长，各据一帮，不传他人”，“其业之精者，仅传其帮，而世守其业”。商帮行会甚至使用种种手段垄断、封锁传统技术，即所谓的“传子不传婿”，“传媳不传女”。如模利店修模子，根据坯体和瓷器收缩率，发明了三种检测工具，技术传子不传女，徒弟不到出师不教。颜色釉、镂雕、原料、釉料配方只有少数人知道，严密封锁，非亲不授。
《景德镇陶录》记载:“结砌窑巢，昔不可考。自元明来，镇土著魏姓世其业”，此项技术由于垄断而失传，后由都昌人试着做出。又为他们所垄断。
《陶业纪事》说“烧窑工人属于都昌帮，不外传人”。商帮行会虽然有效的防止了造假，但也使一些顶尖的技术濒临失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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